流域是人类活动最早的地理单元，也是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区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运河流域的交流互鉴，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成为中华文明的“典型容器”。 基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京杭大运河等区域的独特性和相关性，研究结合现有的学科进展，构建了“黄运长”流域共同体的概念，总结了其空间、时间和要素特征。

北京大学汪芳教授课题组和刘永教授在《Indoor and Built Environment》发表题为“Typical Container”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Yellow-Canal-Yangtze” Watershed Community的论文。研究团队通过实地调研及文献综述，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在空间层面，“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其中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人水共生协调为主要特征的长江中游、以水资源分配重建约束为主要特征的黄河上游、以生态环境制约为主要特征的黄河中游、以及水患重建体现人工强烈的黄河下游。

 （2）在时间层面，“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具有适应性的特征，并存在多个典型适应性研究的典型时间截面。主要的时间截面有距今6000年为社会复杂化中的被动适应、距今4000年以来为国家大一统的整体适应、距今500年以来为文化交流下的多元适应、以及距今100年的快速城镇化的再适应。

 （3）在要素层面，“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具有关联性的特征。其中，生态要素方面表明该区域多种自然景观相互交织的生态格局，成为了文明起源和文化繁衍的重要土壤。在生产要素方面，“黄-运-长”流域共同体的肥沃土地和丰富的农作物产量，为该地区的农耕文明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而在生活要素方面，"黄-运-长"流域共同体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为流域居民提供了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纽带。

综上，“黄-运-长”流域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的“典型容器”，作为前瞻研究方向具有代表性、独特性和创新性：“黄-运-长”流域共同体既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又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载体，也是国家治理的战略性场域；兼具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地理单元，容纳了丰富和多元的人水关系和空间要素；同时，“黄-运-长”流域共同体需要结合生态、水文、考古、城乡规划等多学科视角，而非黄河、运河、长江区域现有研究的简单组合，具有显著的科学意义。

图1：“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基本情况（图A是黄河流域空间范围，图B是长江流域空间范围，图C是“黄-运-长”流域共同体范围，图D是运河区域空间范围，图E是“黄-运-长”流域共同体的8类国家级的典型建成环境的空间分布与核密度高低）

论文链接：‘Typical container’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Yellow-Canal-Yangtze’ watershed community | Request PDF (researchgat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