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编号：KH-001

所属年代：十九世纪中叶至今（活态聚落）

所属区域：湄公河下游流域/柬埔寨洞里萨湖地区

核心概念：流域洪水脉动驱动下的水文化复合型漂浮聚落

完成学生：陈雅棋 乔雅琦 李相蕴

指导教师：杨子江 汪芳 袁敬诚 李志刚 张子龙 冯任军 高晨舸

合作高校：云南大学 北京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武汉大学 兰州大学 山西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一、流域环境

1) 区域位置

洞里萨湖位于柬埔寨中部，与湄公河及百色河通过洞里萨河相连，是湄公河流域的重要调蓄节点。浮村常分布于湖岸至湖心之间的浮水缓带，如Chong Khneas、Kampong Phluk与Kampong Khleang等。洞里萨湖作为季节性湖泊，其面积随季风变动从2500 km²扩展至16000 km²，构成湄公河下游最大的生态“呼吸系统”。湖区水路密布，是连接金边与暹粒的重要内河航运网络，民俗与信仰呈现多元共融。

2) 自然气候

洞里萨湖流域位于东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温28°C左右，年降水量约1500毫米，90%的降水集中于5月至10月的雨季，导致湖区水位变动剧烈。每年6至11月，湄公河水量丰沛，通过洞里萨河倒灌入湖，形成“水上湄公河现象”；旱季水退，湖面缩减近6倍，村落生活、生态系统全面重构。

这种“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的水文节律构成村落生存方式的自然前提，亦是聚落结构与人水关系的深层背景。

3) 地形地貌

洞里萨湖为湄公河下游冲积而成的大型低洼盆地湖泊。地势低平、湖底淤泥与黏土层厚重，极适宜浮筏系留。湖区形态季节性强烈，浮村常分布于水体边缘的缓冲区或湖心缓带。

聚落建筑以塑料桶、竹筏或废弃油桶为浮力基础，构建“水上家园”。地形适应性极强，村庄可随水位上下漂移，体现水位脉动与人类聚落共生的高度耦合。

4) 自然水系

洞里萨湖水系结构复杂，既接受来自湄公河的来水，也影响着下游生态调节。通过洞里萨河与湄公河主干连通，是整个湄公河流域关键的水文调蓄节点。

湖区内密布支流、小沟渠和水道网，浮村聚落沿主航道线性分布，构成典型的“漂浮水网聚落”格局。湖泊功能兼具生态缓冲、渔业生境与文化交通，是连接暹粒与金边的传统水上运输干线。

二、人居聚落

1) 发展历程

洞里萨湖浮村作为湄公河流域的典型水上聚落，其形成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生活在柬埔寨平原地区的高棉渔民逐水而居，逐渐在湖区发展出以捕鱼为主的漂浮型生活模式。由于洞里萨湖水位随季节涨落剧烈，居民早期便采取可移动居所，形成依水迁徙、逐水而生的漂泊性人居方式。

20世纪中后期，伴随越南战争和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动荡，大量越裔渔民为避战火与土地纷争，被迫迁徙至洞里萨湖地区，逐步聚集于湖上。由于缺乏土地归属权与国家认定身份，他们以“无地而居”的方式依托水面建屋，自组织形成族群聚居单元，并逐步演化为具有系统性分布结构的浮村网络。这一历史背景构建了以水体为基础的生存方式与空间权属制度的非正式性特征。

目前浮村聚落主要由高棉人、越裔（Khmer Krom）、占族与少数华裔组成，多语共处，族群融合显著，展现出典型的“迁徙型多民族水上社区”格局。宗教信仰方面，高棉族以小乘佛教为主，越裔部分信奉天主教，村中常见佛塔与水上教堂共存，是信仰混融与文化交织的鲜活缩影。村落社会呈现出以血缘—船缘为纽带的小单元社群组织，体现高度的文化弹性与环境适应性。

2) 形态布局

浮村聚落在空间上形成沿水道分布的带状结构，主要聚集于洞里萨湖沿岸水体缓冲带及入湖河道交汇口。聚落主轴为贯穿性的主航道，被视作“水上主街”，沿线密集布设居住单元、商铺、浮动学校、浮动诊所、寺庙与市场等，是构成聚落日常运作的骨架系统。

在家庭空间组织方面，每户居民以“家—船—水田—鱼网”构成基础的功能单元。船屋即为起居场所，下方常配置网箱用于鱼类养殖；屋前平台既是生活作业空间，也是晾晒、修网、洗衣与社交交流的重要场所，展现出生活与生产空间的高度融合性。渔船则是外延的流动空间，可执行远距离捕鱼任务，日常生活围绕水体开展，构成典型的“漂浮式四位一体生计结构”。

此外，季节性水位涨落对聚落空间布局影响显著。雨季时水面上涨，聚落整体随水漂移，可向湖心推进数公里；旱季水退，浮村则自然向河道或岸边集中，形成空间上的“呼吸性漂移”，体现聚落与湖泊之间动态调适关系。空间无法固定于任一地理坐标，使其在行政区划、基础设施设定上具有极大挑战性，但也展现出其生态灵活性与社会自组织能力。

在公共空间构建方面，浮村发展出一整套“漂浮式社会设施系统”，包括浮动诊所、移动式水上加油点、简易移动商贩平台与宗教设施等。服务设施多设于主街道沿线或交通节点，随聚落移动而相应迁移，形成“非固定点”的弹性公共网络。部分大型聚落（如Kampong Khleang）甚至发展出具有市场功能的“浮动商业核心区”，成为区域间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的焦点。

3) 建筑智慧

在建筑营造方面，浮村居民发展出因地制宜的“漂浮建筑系统”。传统浮屋通常采用轻质木材结构，屋顶以铁皮或棕榈叶覆盖，结构轻便且造价低廉。屋体下方装设塑料桶、油桶或竹筏，作为提供浮力的主要设施。每户根据居住人口、家具重量与功能需求经验性配置浮筒数量与排布方式，确保建筑浮力平衡与稳定性。

为保障在风浪、水位剧变中居住安全，房屋多通过粗绳或铁索系于水底锚桩或岸边固定桩，实现“半固定式漂浮”。房屋可随水位自然升降，有效规避洪灾淹没风险；同时可在紧急情况下整体迁移至更安全水域。建筑系统具有高度的被动适应性，是典型的“以漂浮取代防御”的灾害适应策略。

近年来，部分浮村居民在非政府组织帮助下，开始尝试生态型浮屋的建造。新型浮屋引入太阳能板供电系统、雨水收集净化桶、便携式卫生间与灰水过滤装置，实现“清洁能源+自循环用水+无害化排污”的水上低碳居住目标。生态浮屋的推广不仅改善了水质，也提升了村落整体环境品质与健康水平。

此外，浮屋在热带湿热气候下，通过本地营造智慧构建良好的微气候调节系统。例如利用棕榈叶双层屋顶隔热，设置顶部通风井与侧窗形成空气对流，有效降低室内温度3–5°C；屋前设遮阳棚可减少日照直射，同时为日常活动提供遮蔽场所。这些空间策略在没有空调与现代设施的前提下，展现出极具在地性的热环境应对能力。

总体而言，洞里萨湖浮村的建筑智慧体现为“轻材构架—浮筒结构—适应热带—功能集约”的综合型漂浮人居逻辑。其建筑不仅回应自然环境的变动，更融入社区日常的生计需求与文化传统，是一种与湖水紧密共生的独特空间的代表。

三、人水关系

1）用水智慧与资源治理

洞里萨湖流域由于季风气候主导，年际降雨高度集中且季节差异显著，导致湖水水质与水量在旱、雨季之间变化剧烈。浮村所处的流域生态条件复杂多变，使得村民长期以来形成了因地制宜的生活用水策略，体现出在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并存条件下的高度适应智慧。

在传统实践中，村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生活用水。雨季期间，屋顶接水系统可收集大量降雨，通过简易管道导入蓄水桶或沉淀池中使用；旱季则多依赖湖水作为饮用和生活用水来源，结合沉淀、日晒、布料过滤等原始手段净化水质。这种低技术门槛、物尽其用的方式，虽不够卫生，但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和本地知识基础。

近年来，在非政府组织（NGO）推动下，浮村逐步引入陶瓷滤水器、净水桶和太阳能消毒系统（SODIS）。这些绿色小微技术以其低成本、高效益的特点被逐步接受，为村落构建了微尺度的“清洁水自循环系统”。其中，SODIS系统通过透明塑料瓶利用太阳紫外线杀菌，有效提升了饮水安全性，尤其适用于浮村广泛日照和空间有限的特点。

除家庭层面外，社区治理机制也逐渐发展成熟。部分浮村设有“净水屋”集中处理生活污水，防止湖水富营养化与水生生态失衡。村民通过轮值制度负责清洁公用取水点，形成“水源共治”的生态管理结构。在排污方面，传统直排式厕所正逐步改造为“浮式沉淀池+沼气分解”系统，兼具污染拦截与能源回收功能，为未来绿色浮村建设奠定基础。

总体来看，浮村用水体系是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既体现了底层自组织能力，也暗示出通过微型设施建设、社区协治与生态伦理整合的小尺度生态治理路径。

2）生产结构与漂浮生计

浮村居民世代以渔业为生，洞里萨湖本身即是世界著名的内陆渔场，拥有极其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其生计结构紧密围绕湖泊的水文节律与生态周期，形成高度季节化与空间流动性的生产机制。

在时间维度上，浮村的渔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双季节模式”：每年6月至11月雨季期间，湄公河倒灌带来湖水上涨与鱼群洄游，是传统意义上的捕鱼高峰期，村民多使用围网、手抛网、陷笼等工具进行日夜捕捞；旱季水位下降，湖水缩至主河道，渔业活动随之由捕捞转向养殖，常见养殖品种包括罗非鱼、鲶鱼等，部分家庭采用网箱养殖方式维持基本经济来源。

在空间维度上，浮村构建出基于船只、浮屋、水域资源的“漂浮式经济单元”：部分家庭将居住空间与养殖单元相结合，形成“家—养殖—交易”三位一体的水上微型经济结构；其他则开设水上商铺，如水产加工船、修船厂、水上杂货铺与加油船等，构建出小而密集的“漂浮商业体系”。

近年来，随着洞里萨湖生态旅游的兴起，部分浮村逐步尝试将旅游业纳入其生计体系，构建“渔—游—商”复合型经济模式。例如Chong Khneas村开设浮屋民宿、水上餐厅与浮市体验空间，吸引游客乘船体验“水上生活”，推动经济多元化。这种转型也带来了劳动力回流、基础设施改善与社区组织强化，为传统渔村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3）灾害适应与生态韧性

洞里萨湖浮村所处的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洪涝—枯水交替”特征，既面临雨季暴涨引发的洪水威胁，又长期受旱季水质恶化与生计收缩的影响。为应对这种不稳定性，浮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结构韧性策略，体现出“以漂浮代防御、以迁徙避风险”的生存智慧。

在建筑结构层面，浮屋系统具备天然的浮动调节机制。房屋依靠浮筒系统随水位自动升降，屋体受力均匀，抗风能力较强，可有效缓冲中等强度洪水与风浪。传统居民掌握丰富的经验性技术，如通过调整桶数、加强锚固系统、选择低风区系泊等手段，保障建筑稳定性与安全性。

在空间适应层面，聚落整体构成“弹性聚合结构”。村落不依赖陆地地块布局，而是基于湖面动态构建，每年根据水位与湖流重新选定聚居点。洪水来临时，村落整体可向湖心转移，规避岸边高风险区域；水退时则可聚集至近岸地带，便于物资获取与基础修缮。

此外，部分浮村还建立起“漂移预警”机制，依据季风预测、水位监测数据判断未来水文变化，安排迁移路径与时间，展现出一定的“社区级灾害应对能力”。这种“以动制变、以漂代抗”的非工程性策略，在低资源背景下具有高度成本效益与系统韧性。

4）水文化与信仰实践

洞里萨湖浮村不仅是生态人居的样本，也是水文化传承与地方认同的载体。人水关系不仅体现在技术适应与空间布局中，更深刻地渗透于信仰仪式、行为规范与生态伦理中，构成具有仪式性、象征性与精神性特征的文化体系。

村民在建新居时必行“房屋祝福礼”（Chol Mlub）：由长者以银碗取四方之水（湖水、雨水、井水、露水）混合泼洒于门前，祈求平安顺遂。此举不仅展现了水作为神圣介质的象征意义，也体现出对水体多样性与环境协调的深层认知。

渔业仪式中则保留“渔网开光”习俗：村民于月圆夜用蜂蜡封涂网眼，寓意“月光穿透网眼，引鱼归来”。此类仪式象征人与自然间的默契与共感，也是传统生态知识的一种隐性传承。

生态伦理亦通过禁忌系统体现。例如，每年3—5月为鱼类繁殖期，设有严格的禁渔期制度；禁用红色渔船进入鱼类产卵区（因红色为鱼类警戒色），避免干扰生态繁衍。对颜色、时间与空间的敏感认知，折射出村民与水生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更具哲学意味的是，村民普遍信奉“水体循环”原则：生活废水经沉淀后用于鱼类养殖，鱼类排泄物再作为水生植物肥料或灌溉用水，实现“生活—生产—生态”三重资源整合。此种“水循环伦理”深植于日常实践之中，展现出对自然界能量闭环与生命共生的朴素理解。

四、结语

洞里萨湖浮村作为湄公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漂浮人居样本，不仅是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策略，更是一种深刻的生态文化表达。其所展现的人水关系，体现了东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特有的“顺水而生、逐水而居”智慧逻辑。与陆地村落所依赖的稳定地权、固态基础设施不同，浮村居民在不断变化的水文条件中，构建了一个动态、柔性、漂移的空间生活系统，深刻揭示了人类在极端自然环境中实现“生存—适应—共生”的能力边界。

从空间适应的角度看，浮村在年际和季节尺度上实现了对水位变化的主动响应。雨季时水位上升，村落整体向湖心漂移，规避岸边淹没风险；旱季水退，村落自动靠近主河道，便于交通补给与社会交往。这种“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的空间行为机制，是一种高度适应自然节律的动态定居策略。聚落不依赖稳定的地块，也不构筑高成本的防洪工程，而是以“柔性漂浮”化解刚性对抗，反映了“以顺为治”的东南亚环境哲学。

在技术路径方面，浮村兼容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绿色技术，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资源循环机制。村民利用雨水收集、沉淀过滤、SODIS消毒等低成本技术实现生活用水自给；漂浮厕所、太阳能板与浮动沼气池等设施，则有效缓解了水体污染与能源短缺问题。这种以“微设施+微制度”为基础的小尺度自循环系统，在缺乏国家基础设施覆盖的背景下，展现了底层技术的可行性与广泛适应性。其背后的逻辑不仅仅是贫困下的权宜之计，这种“低物质、高适应”的技术更值得在气候脆弱地区推广借鉴。

在社会治理维度，浮村没有固定的土地边界，也缺乏常规的产权制度，却通过“水上邻里”“漂浮社群”“宗教网络”等方式实现了资源共享与社区管理。居民通过血缘—船缘关系维持基本的社会信任，通过渔业协作、轮值制度与节庆仪式维护社区秩序，这种“流动中的共治”方式，使浮村能够在高不确定性与资源有限性下维持稳定结构，展现了空间—社会互嵌的生态共生逻辑。这种机制不仅适应漂浮环境，也回应了对中心化国家治理模式之外“地方韧性自治”的探索。

更重要的是，洞里萨湖浮村的文化维度构成了其人水关系最深层的支撑结构。村民信奉“水即生命”，在生活仪式、生产行为与伦理规范中广泛嵌入了生态敬畏观。祝水仪式、渔网开光、生态禁忌等不仅是文化传统的延续，更是生态系统知识的实践表达。文化不只是装饰性的存在，而是生存策略与环境知识的内化体现。浮村中的水文化，是对自然循环、物种繁衍与生命节律的深刻体认，是一种“敬畏—节制—共生”的生态哲学体系。

放置于全球视角下，洞里萨湖浮村不仅是一个地方性人居样本，更具有普适性的生态人文价值。在面对气候变化、洪水灾害、水资源紧张与生态系统退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当下，这种“浮态人居”模式提供了不同于“固定—扩张—工程化”的城市发展逻辑。它强调适应性而非控制性，强调弹性而非刚性，强调生态共生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价值。

未来，随着气候不稳定性加剧，洞里萨湖浮村的经验可为以下方向提供借鉴：

（1）气候适应型人居设计：推广漂浮建筑、移动聚落与水文动态响应策略，构建“可漂移的城市边界”。

（2）小尺度生态治理机制：以“微设施+微制度”为基础，发展社区层级的水资源治理与污染控制系统。

（3）文化驱动的生态治理：以文化仪式、信仰系统作为生态管理的伦理基础，强化地方性生态责任感。

（4）非正规聚落的合法化与支持策略：尊重非正式社区的空间组织与社会机制，为其提供制度性支持而非强制性拆迁。

洞里萨湖浮村的人水关系不仅展现了自然环境适应的高超技艺，也体现了制度、文化与空间相互嵌合的社会复杂性。它既是生态人居的实验场，也是全球南方城市未来形态的重要参照。在寻求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人居模式之路上，洞里萨湖浮村所承载的智慧、经验与挑战，值得被更广泛地关注、研究与传承。

参考文献：

Killeen, T., Cochrane, T., Arias, M., et al. (2012). Quantifying changes in flooding and habitats in the Tonle Sap Lake (Cambodia) caused by wate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Mekong Basi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12, 53-66 .

Penny, D. (2006). The Holocen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onle Sap, Cambodi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5, 310-322.

Olson, K., Morton, L. (2018). Tonle Sap Lake and River and confluence with the Mekong River in Cambodia.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73, 60A - 66A.

Varis, O., & Keskinen, M. (2003).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onle Sap Region, Cambodia: Building Links and Capacity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19, 295 - 310.

Nuorteva, P., Keskinen, M., Varis, O. (2010). Water, livelihoods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the Tonle Sap Lake area, Cambodia: learning from the past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Water and Climate Change, 1, 87-101.

Roshko, T. (2012). The Floating Dwellings of Chong Kneas, Cambodia. Buildings & Landscapes: Journal of th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Forum, 18, 43 - 59.

Linh, V. T. P. (2023). Inhabited flooded forests of the Tonle Sap Lake. 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8(1), 54–61.

Shannon, K., Linh, V., De Meulder, B. (2022). Contested Living with/in the Boeng Chhmar Flooded Forests, Tonle Sap Lake, Cambodia. Land.

Witt, B., Colvin, R., Watson, J., et al. (2018).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results in inequitable impacts to already impoverished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floating villages of Cambodia. Ambio, 47, 747-759.